【光明青年论坛】
编者按
近年来，“国家治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不仅在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引发关注，在历史学领域也成为学者们热议的高频术语。随着出土简牍材料日益丰富、研究逐渐深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细节、推进了史学研究，也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视角、新思路，使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理念演进、行政体制运作、政治实践经验等。基于史学视角的国家治理研究有何特点？相较于传统国家治理史，出土简牍在古代国家治理研究的拓展上提供了哪些新材料，展现出怎样的新价值？基于古代国家治理研究的未来推进，简牍学应当重点关注哪些领域？本刊就此邀请三位简牍研究领域青年学者展开研讨，以期对出土简牍与古代国家治理相关研究的深化有所推动。
与谈人
王博凯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苏俊林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姚磊 信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
本报记者 赵凡
1.古代国家治理研究的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主持人：近年来，国家治理研究缘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史学视角出发，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研究主要聚焦哪些领域，取得哪些重要学术成果？
苏俊林：近年来，“国家治理”确是非常热门的领域，相关问题连年入选“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历史学研究十大学术关键词”。卜宪群指出，“治理”一词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出现。文献中的“治理”蕴含着善治、良治的价值判断，与现代所用“管理”意义上的“治理”并不完全相同。“治理”概念和理论最初被国内学者用来研究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的需求日益凸显。于是，“国家治理”很快成为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古代国家治理也成为当代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古代国家的治理思想、治理理念、制度运作、历史经验教训等都是史学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王博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古代国家治理研究不仅具有史学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是历代王朝政务的重中之重，国家治理不仅包含上层的制度设计，亦涵括对地方基层社会的管控实践，国家治理的成效是认识王朝兴衰存亡的窗口，故而国家治理史的研究关涉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具有重要史学价值。关注古代国家治理研究，总结借鉴历代王朝治理的经验，可为当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智慧。其二，史料是开展史学研究的前提。传世典籍中无论是正史“二十四史”还是诸子之书，以及出土秦汉简牍里的律令与行政文书大部分内容都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史料的丰富拓展了研究的空间，亦强化了学术界对其内容与价值的关注。其三，当前古代国家治理研究尚存不足。学术界对历代地方治理研究在治理模式、治理实践及治理能力的提炼和总结上还有欠缺，需要继续深化。
姚磊：国家治理的概念是多元而丰富的，它包括治理理论及治理措施两个主要部分。学者们对于古代中国如何治理广袤国土的好奇，也成为他们内在的研究动力。随着越来越多的简牍资料被发现，为研究古代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外，由于治理国家涉及古代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重要方面，很多治理政策甚至影响至今，激发了学者对历史治理经验的追寻。随着简牍研究的不断深入，秦汉国家治理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以西北简牍为例，如郝树声和张德芳的《悬泉汉简研究》涵盖交通、民族及中外关系；王子今的《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涉及河西身份及社会控制；张俊民的《悬泉汉简：社会与制度》包含了敦煌社会及政令执行情况等。
主持人：总体来看，简牍材料被充分发掘利用之前，既往古代国家治理研究在哪些方面存在局限性？
王博凯：研究资料上的局限是主要局限。如在秦汉地方行政运作研究方面，由于传世文献的记载偏重于社会上层而缺少对地方基层社会文书行政的关注，且偏重于制度设计而非具体的运作实践。而出土的里耶秦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等简牍材料都是当时地方官府的文书档案，对研究地方文书行政的运作实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又如对秦汉法制的研究，以往仅靠《汉书·刑法志》等传世文献的零星记载，无法深入探究，近年来秦汉律令简层出不穷，尤其是岳麓秦简首次出现大量的秦令名，不仅提供了研究的新材料，也拓展了新思路。
姚磊：在简牍材料问世之前，研究的局限主要源于史料的匮乏、单调和模糊。以古代国家治理中的户籍制度为例，传世典籍如《汉书·地理志》虽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数据记载，但这些史料相对简略，缺乏生动实例。随着简牍材料的涌现，我们得以一窥汉代基层社会的真实面貌。如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汉简，其中载有临淮郡堂邑的户籍资料，这些材料让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探讨汉代基层社会的人口问题。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堂邑的户数和每户人数都有所增加，但总人口却减少了。这与天长西汉木牍以及纪南松柏汉简所呈现出的现象类似，可能与隐匿人口或流民增加有关。这一发现不仅拓宽了我们对汉代基层社会的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苏俊林：既往的秦汉国家治理研究，多集中在治国思想、国家制度等方面。通过这些成果，我们对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演进等历史内容有了宏观、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不过，出于“常事不书”的编史原则，国家的日常事务一般不会载入史书。因此，以前的秦汉国家治理研究多以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为中心，集中于郡县、国家层面，注重宏大叙事，但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多有无从下手的无力感。简牍资料的出土，极大改变了这一窘况。除了前面提到的大量律令简，简牍中还有很多档案文书，主要包括户籍、租税账簿、名籍、往来行政文书等，为我们深入研究秦汉国家基层治理的历史细节提供了可靠资料。
2.出土简牍对古代国家治理研究的推进与拓展
主持人：相比于传统国家治理史的研究，出土简牍在相关研究论题的深化和细化方面有哪些新价值？
王博凯：出土简牍推动秦汉法律研究更系统、更深入。律令是秦汉国家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以往限于史料缺乏，相关认识不够明晰。随着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胡家草场西汉简等秦汉律令简的出土及整理刊布，极大拓展了秦汉律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法律形式上，睡虎地秦简揭开了秦律的面纱，关于秦律的研究，栗劲的《秦律通论》对秦律的制定、秦律的刑罚体系及所展现的诉讼程序与原则、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等的研究深化了对秦代法律制度的认识。学界对秦令是否存在曾长期存疑，直到岳麓秦简中大量秦令的发现。岳麓秦简中的“共令”“卒令”“备盗贼令”“四谒者令”等大量未见史载的令名延展出关于令名内涵、律令关系、秦令功能等新论题。关于秦汉律令体系，出土律令简提供了珍贵资料。杨振红提出“秦汉律二级分类说”，陈伟认为汉律存在两分结构，张忠炜、张春龙指出汉律可分为“狱律”和“旁律”等。这些认识均是基于简牍新材料展开的新思考，亦为后续推动秦汉法律制度及国家治理法治化研究提供新思路。
苏俊林：相较于传统的秦汉国家治理研究，学者运用出土简牍，除了继续讨论治国思想外，还在很多方面有所推进。文书行政的系统研究即是其中之一。睡虎地秦简《内史杂》规定：“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寄）请。”下级有事需要请示、汇报，必须以文书形式进行，不能口头请示，也不能他人代为请示。这成为秦汉“以文书御天下”的制度基础。档案文书的大量出土，让“文书行政”成为热门课题。依据出土的简牍文书，学者对秦汉文书的性质与类型、文书用语、文书书式与形态、文书运作与功能、文书内容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深刻展现出秦汉文书行政的历史样貌。
“身份秩序”也是新的学术热点。秦汉简牍大量出土后，身份研究不仅延续先前身份性质和地位考证的研究，也融入国家治理的因素，形成了“身份秩序”这一重要研究课题。依据简牍材料，对“士伍”“庶人”等个别身份的属性进行考证，对二十等爵制的形成、权益、女爵、终结等问题进行分析，对秦汉身份的种类、等级的构建进行考察，都是身份秩序研究的重要方向。前不久出版的贾丽英的《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以及本人所著《身份与秩序：走马楼吴简中的孙吴基层社会》，运用秦汉三国简牍，从家庭、国家、社会等角度探讨身份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系统研究身份秩序的新成果。可以说简牍的出土，推动身份秩序研究走向细致化和系统化。
姚磊：随着简牍的出现，我们得以接触到过去无法触及的真实案例，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如在官员选拔方面，简牍材料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实例。侯旭东曾指出，边境地区条件艰苦任务烦剧，无人愿意来此做官。悬泉汉简就有这样真实的案例。御是驾驭车马的人，也是一种徭役形式，由于他们的地位较低，很难有机会获得升迁和提拔。然而，悬泉汉简中的“牛康”“左骏”等人，从“御”被提拔为驿站的“佐”，身份转变为管理人员。这种“由民入吏”的提拔方式一方面说明“御”这个职位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表明“置”的事务较为辛苦，效谷县廷无法派出或没有官员愿意前来驿站担任“佐”。由于驿站人员短缺，将“御”提升为“佐”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这种情况可能在整个驿站中较为普遍，是汉代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缩影。
主持人：在揭示历史实态层面，国家治理效能向地方延伸过程中，简牍材料有什么具体体现？
苏俊林：简牍中有不少家庭治理方面的记录。里耶秦简“户版”是秦代家庭户籍，西北汉简的家属符载有汉代家庭的相关情况，走马楼吴简保留了大量孙吴家庭的原始记录。通过这些简牍资料，不仅可以深入研究家庭结构的类型与形成，还可以研究家庭治理政策与变化。商鞅变法确立的“二男分异”政策，到汉代仍在执行。许倬云对居延汉简28户家庭研究后发现，未见一家有两口壮丁或两兄弟都已婚而仍在同一户的情况。这正是“二男分异”政策的结果。吴简显示孙吴时期既有核心家庭，也不乏多男合户的复合家庭。这与孙吴政府实行“从俗而治”的家庭治理政策密切相关。出土简牍关于家庭的记载，是国家治理推向基层的重要体现。
王博凯：秦简中有不少关于妇女问题的记载，如岳麓秦简载：“取（娶）妇嫁女必叁辨券，不券而讼，乃勿听，如廷律。”即将婚姻登记纳入法律保护。又如针对秦时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寡妇家庭的治理，秦政府允许其承袭夫爵，奖励女户，岳麓秦简“有爵寡”、里耶秦简“上造寡一户”的记载即是该情况的反映。《史记》载有秦始皇对“巴寡妇清”的旌表。这些举措一方面是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和优待，更多的是从国家户籍管理、个体小家庭完整、赋税征收等巩固统治的视角着眼的。此外，在律令与习俗的关系上，秦民有挟剑习俗，《史记》载简公七年“百姓初带剑”，岳麓秦简亦载新黔首挟剑为“非善俗也”。而针对新地治安不稳的局势，秦官府又不得不制定禁止挟剑的法令，最终允准新地高爵者享有有限的挟剑权。该举措彰显了秦在地方治理中律令与习俗的对立和融通及对新地的差序化治理模式。
姚磊：汉代以孝治国，敬老政策是汉政府十分推崇的施政方略，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各地落实相关政策。劳榦曾缀合居延汉简126.41+332.23+332.10三简，缀合后的释文为“月存视其家，赐肉四十斤、酒二石，甚尊宠。郡大守、诸侯相、内史、所明智也。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智”。高敏认为，这些简文充分表明，边防地区尽管文化相对落后，也强制推行了有关养老制度的规定和做法，这清晰地反映了汉代统治者对养老制度的重视。
主持人：与传世文献一样，简牍材料也需要进行史料考证，如何看待简牍中关于国家治理材料的真实性问题？
姚磊：关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探讨。第一，我们需要确认是否存在造假行为。第二，我们需要理解造假的动机是什么。以汉代的敬老政策为例，由于汉代高度重视孝文化，地方上老年人的数量成为考核官员才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如何让“孝”的政绩在年度报告中体现出来，对官员的政治操守和素质构成考验。尹湾汉简《集簿》中记载西汉晚期东海郡高龄分段年龄的数据，其中70岁以上受杖的人数为2823人，80岁以上的人数为33871人，90岁以上的人数为11670人。高大伦结合1953年的人口数据指出，《集簿》中的这些数字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出入，高龄组的人口数字肯定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虚报问题。再以悬泉汉简ⅠT0111②：20号简对西汉晚期效谷县年70岁以上老人的统计为例，我们结合《汉书·地理志》以及新中国成立后70岁以上老人的资料进行对比，发现效谷县80岁以上人口的比值到2000年才被超越，而90岁以上的比值要到2018年才刚刚达到。这些表明效谷县这样完美的数据极不现实，存在虚报的情况。实际上，西北简中的数据造假已经非常普遍，高震寰指出造假的动机是为迎合上级的意图。因此，我们在面对有关简牍的材料时，确实需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王博凯：关于史料真实性问题，简牍材料同样需要辨析，如关于秦始皇巡游的记载，岳麓秦简中有一则“禁伐湘山树木”的诏令，载秦始皇在刚统一的二十六年（前221年）即到了湘山，而司马迁《史记》所载始皇到湘山祠，“伐湘山树，赭其山”则是在二十八年（前219年），且前者载“禁伐”，后者是“皆伐”。由于此枚简最关键的记载时间的数字“六”不甚清晰，进而引发学界争论。又如北大汉简《赵正书》及益阳兔子山《秦二世元年诏书》简对秦二世继位合法性、李斯形象的塑造等，均与《史记》所载存在较大抵牾。鉴于古书成书的复杂性，在面临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记载不一致时，不能盲从一方，而应从多维视角对史料予以综合考辨。
苏俊林：史料的真实性十分重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出土简牍在“证史”和“补史”方面确实功不可没，但也不能自动默认它们就全为信史。如日本学者西山尚志认为，二重证据法没有设想出土文献（含简牍）的记载有“伪”，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记载不一致的场合不能确定谁“真”谁“伪”，即使二者内容一致也不能“全为实录”。简牍本质上只是一种书写载体，其本身并不能确保史料内容的真实性。因此，利用简牍研究古代国家治理，必须先对史料进行真实性审查。
3.简牍学与古代国家治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主持人：简牍学如何在推进古代国家治理研究过程中更好发挥作用，存在哪些问题或挑战？应重点关注哪些领域或议题？
王博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简牍的不断出土，简牍学已成为一门“显学”。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使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运用于史学实践，不断取得新发现和新认识。深入挖掘出土简牍不同类型文献的内容，有助于推进古代国家治理研究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如在典籍简方面，清华简《治邦之道》《治政之道》，有助于增进对先秦治国思想的认识。文书简中的秦汉律令等法律文书不仅有助于认识秦汉官府的制度设计，亦能管窥地方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当然，简牍学在推动史学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近年来，简牍的出土呈现“井喷”态势，目前致力于简牍研究的学者多是深耕于一批或几批简，难以做到兼顾不同类型的简牍文献，这也会影响秦汉国家治理整体研究的推进。从出土简牍的内容及古代国家治理研究的现状看，秦汉律令体系、秦汉国家治理的制度设计及治理实践等内容都是值得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
姚磊：简牍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以西北简为例，尽管其总数超过7万枚，但残断简占据绝大多数，给研究和利用带来极大不便。很多简牍材料在初次出版后，都进行了大量的缀合。由于原书的完整性被打破，学者们在利用这些资料时遇到诸多困扰，难以了解每枚简牍的缀合情况和完整信息。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大缀合的力度，形成缀合人才梯队，同时组织专业团队以加快整理速度。整理出版后，让学术界能够更早、更好、更全面地研究和讨论这些资料是十分必要的。陈梦家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出土地点的查明，残折部分的缀合，以及书籍记载的搜集，仍然是当前所急要做的。”简牍考古报告的缺失也限制了简牍学的发展，希望文保单位加快考古报告整理出版的速度，尽快向学界公布，以推动简牍研究发展。
苏俊林：简牍学在古代国家治理的研究过程中，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一是“碎片化”研究严重，如何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系统的研究，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二是跨时代研究缺乏，部分研究局限于单批简牍的时代限制，突破单批简牍的时代限制，研究跨时代的历史演变，是必然趋势。三是现实观照不足，如何“活”用出土简牍，凝练观照现实的选题，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切实有效的历史智慧，是简牍学研究面临的重要历史使命。
主持人：展望未来，“简牍学”如何更好更快发展，在人才培养、数字人文等方面有哪些重要工作要做？
王博凯：自1901年斯坦因、斯文赫定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简牍至今，简牍的发现和研究已走过百余年的时间，特别是进入21世纪，大量简牍相继出土，简牍的数量、文献类型更加丰富多样，学术价值越发重要，学术界关于简牍的研究方兴未艾，“简牍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条件渐趋成熟。不少学者如蔡万进、李迎春等在简帛学理论、简牍学学科体系方面已有相关思考。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简牍学与科技的融合日渐加深，如应用于甲骨文缀合的“缀多多”软件也正探索应用于简牍的缀合领域。此外，简牍数据库建设也迫在眉睫，将出土简牍图版及释文电子化能够让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及感兴趣的公众认识、了解简牍学，传承和弘扬简牍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苏俊林：在人才培养方面，简牍学也大有可为。不少高校已经开设简牍学相关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积累了相当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经验。一些高校还开办简牍研读班，以研读原文的形式培养人才。这些举措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未来，简牍学人才培养还可从这些方面进行努力。一是编写既体现知识性、学术性，又适合大学生使用的简牍学教材。二是丰富人才培养形式，将研读班、工作坊、学术沙龙等学术活动长期化、定期化。三是借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验，部分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向本科生、研究生开放，以项目研究推动专业人才的深度培养。
姚磊：简牍学是极具前景的新兴学科。新学科的诞生通常具备几个关键标准，例如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理论架构、社会有需求、有一定的教师队伍等。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这些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全国出土简牍数量已经超过30万枚，如此大量的材料基础，为学科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然，面临的挑战和需要做的工作也不少，比如大量残断简的存在，需要新技术融入简牍学，这也是新的学术增长点，跨学科的研究也需要加强。尤其是简牍学的未来发展必将走向全面的数据化、公开化与高技术化，这也是学科的活力和魅力所在。“数据化”是指要大力推动各种简牍数据库的建设。简牍数据库的构成要素要全面，应包含高清图片（简牍6面全拍摄）、材质判定、数据测量、字形检索、简牍释文、全文检索、两次检索（进阶检索）等，并且要提供简牍图版下载服务。“公开化”是指利用新技术以及出版物，简牍要逐步走向大众，尽快实现“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的功效。“高技术化”是指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把3D、AI、VR、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等新兴技术与文物考古结合起来。以3D打印技术为例，未来比较好的方式是由收藏机构、出版社、科技打印公司合力打造3D全彩色360°高清1∶1复原简。再如图像识别技术的使用，可以实现文字识别、文字复原、字迹书手和文字真假的判定等。
专家点评
邬文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出土简牍资料中包含众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古代典籍和文书，使得尘封已久的中国古代文明得以重现，极大地补充了古史资料，为早期文明史和传统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议题，推动史学研究范式乃至史学观念的改变。简牍典籍带动对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简牍私文书引起了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简牍公文书则促进了对文书行政的研究。随着“国家治理”受到相关学科的关注，古代国家治理研究也成为简牍学和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几位青年学者对近年来史学领域国家治理研究的现状，尤其是由出土简牍资料带动的秦汉国家治理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和存在的局限，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就简牍学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读来颇有启发。
基于不断丰富的简牍资料和借鉴传统的现实关怀，国家治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都将会是秦汉史和简牍学研究中的一个持续热点。在重视古代国家治理研究时，不能忽视和脱离制度体系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国古代自商周时期以来，就形成了重视制度建设、以制度作为立国基石的政治传统，主张以制度为中心，通过建章立制、改制更化等方式治理国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实践与社会变革，至秦汉王朝最终确立“大一统”的制度体系，形成影响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发展和走向的核心元素。把握这一时段国家的制度体系、治理逻辑、统治方式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对认识中国历史的变化与常态，乃至丰富我们对当下的思考，皆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简牍文书中包含大量有关地方行政和基层社会的生动资料，为观察制度体系和治理实践背后的人提供了契机，为观察国家与民众如何进行合作与博弈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可以观察统治者如何通过各种制度治理国家、塑造社会、规制民众行为，使之凝聚成为相对稳固的政治聚合体；另一方面，可以观察制度约束中民众的选择逻辑与参与行为，观察民众如何参与、应对国家的各类制度，如何通过消极或积极的方式应对统治失序的状况。进而尝试从互动而不是对立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官吏与民众等关系。
在利用简牍资料时，需要注意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一要重视简牍的基础研究，每一批简牍资料都需经过较长时期的文本整理、复原过程，才能成为可资利用的史料。二要注意辨伪，虽然与传世文献相比，简牍资料更具原始性，但原始性并不完全等于真实性，需要进行仔细的考辨。三要警惕片面性，虽然简牍资料内容多样，提供了通过细节观察整体的可能，但简牍资料分散、零碎，缺乏系统性，难以构建完整的历史场景，不能以偏概全。
随着简牍资料的不断增多，简牍学日益受到重视，在简牍发现、整理公布、内容研究、理论探讨、公众普及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比以往更大的成就。全国很多地方包括湖南、湖北、云南、山东、四川、江苏等地新近又发现和出土了多批新的简牍资料。以往出土的各批简牍资料的整理公布速度加快，岳麓书院藏秦简、北京大学藏秦简、沅陵虎溪山汉简、南越木简、天回医简等全部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悬泉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出版了多卷册。银雀山汉简、尹湾汉墓简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等多批简牍资料的再整理也取得重要进展。简牍学研究受到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青睐，简牍研究成果丰硕，利用简牍资料探讨相关历史问题已成为重要的学术增长点。简牍学的理论方法探讨得到进一步加强，创办了专门的集刊。简牍学知识的普及程度更为广泛，从书斋走向公众，被更多的人了解。这一切，都使我们对其发展前景充满期待。
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11月6日第14版《文史哲周刊·史学》